我们家有个维持了十年的传统——每个季度进行一次“家庭建设日”。用我妈的话说，这是为了在日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，维持家庭单元的“核心凝聚力”。这个季度的项目，是挑战一座新开的、号称全城难度最高的机械密室——“拉普拉斯的盒子”。
我的母亲，姜澜，是一位作风严谨的大学逻辑学教授。我的父亲，许志宏，是一家投行的数据模型分析师。我的哥哥，许嘉宇，是麻省理工的全奖博士生，主攻方向是人工智能与算法。而我，许嘉宁，一所普通大学的中文系学生，是这个家里唯一的“变量”。
他们热爱一切与逻辑、推理、数据相关的东西。而我，热爱诗歌、戏剧，和一切“非理性”的美好。我妈曾不止一次地、用一种分析实验报告的口吻对我说：“嘉宁，你的情感颗粒度过于细腻，这在决策模型中，属于高风险的负向指标。”
我一直以为，这只是她表达“爱”的一种独特方式。直到今天。
“拉普拉斯的盒子”名不虚传。整个密室像一个巨大的、由齿轮和蒸汽管道构成的金属魔方，冰冷而精密。前面的关卡，在我的家人面前几乎不堪一击。父亲负责破解密码，母亲负责统筹全局，哥哥则像一台人形计算机，处理着所有复杂的机械谜题。
而我，负责递工具，以及在他们解开谜题后，鼓掌说“好厉害”。
我习惯了这种角色。在他们耀眼的光环下，做一个无伤大雅的、负责情感输出的吉祥物。我以为，这就是我在这个家里的“生态位”。
一个半小时后，我们势如破竹地来到了最后一关——“审判庭”。
这是一个纯白色的圆形房间，正中央有一个圆桌，我们四个人的座位围绕圆桌分布。当我们坐下时，机械臂从天花板降下，将我们每个人都用安全锁固定在座位上，无法动弹。房间的灯光暗下，只有桌子中央亮起一束柔和的光。
一个冰冷的、不带任何感情的电子合成音在房间里响起：
欢迎来到最终审判。
“拉普拉斯的盒子”旨在探寻决策的本质。你们的团队表现堪称完美，但完美的系统，也需要面对最极端的压力测试。
我们家人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，仿佛在期待一道压轴的智力题。
规则如下：通往出口的最终线索，被封存在核心系统中。要获取线索，必须有一个团队成员被“淘汰”。
何为“淘汰”？即永久性地、不可逆转地退出本次游戏，并承担游戏失败所带来的一切后果。
父亲皱起了眉：“什么后果？”
系统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用它那平稳的语调陈述着：
你们每个人面前的桌面上，都有一个投票面板。你们可以投票选择“淘汰”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一名玩家。
投票是匿名的。
当某位玩家的得票数超过团队总人数的一半时，该玩家将被立刻“淘汰”。
若十分钟内未能做出选择，则视为全员挑战失败。
圆桌的表面变得透明，露出了里面的电子面板。每个人的名字和照片都清晰地显示在上面，旁边是一个红色的、刺眼的“选择”按钮。
哥哥许嘉宇率先笑了：“有意思。一个经典的‘电车难题’变种。考验我们在压力下，能否做出最优的集体决策。”
母亲姜澜点了点头，镜片后的目光冷静得像冰：“这是一个效率测试。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我们需要评估每个成员在‘获取最终线索’这个目标下的权重，然后做出对团队最有利的选择。”
父亲许志宏推了推眼镜，开始低声喃喃自语，像是在构建一个数据模型：“从解谜贡献率来看，我和嘉宇是核心输出，你妈妈是战术核心。那么……”
他的话没有说完，但意思已经不言而喻。
我的心，开始一点点地往下沉。
我看着他们三个人。我的妈妈，我的爸爸，我的哥哥。他们都在冷静地、理性地分析着这个残忍的规则，像是在讨论一道数学题。没有一个人，对“牺牲”这个词，表现出任何情感上的不适。
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闯入了异世界的人，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得陌生而荒谬。
“时间不多了。”母亲的声音打破了沉默，“我们需要尽快达成共识。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源优化问题。为了达成‘通关’这个最终目标，牺牲掉利用率最低的资源，是唯一的理性选择。”
她说着，目光平静地，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那目光里，没有丝毫的挣扎或歉意。就像看着一件工具，一件需要被舍弃的、价值最低的工具。
我浑身冰冷，血液仿佛都凝固了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。我想问她，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这只是个游戏啊！我们是一家人啊！
但我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，看着那个我最爱、最信任的母亲。
倒计时开始。十，九，八……
系统的催促声，像丧钟一样敲响。
哥哥看着我，脸上露出一种“抱歉，但这是最优解”的理所当然的表情。
父亲避开了我的目光，低下了头，默认了这个选择。
我感觉自己的世界，在这一刻，被彻底撕碎了。那些所谓的家庭温情，所谓的亲情纽拿，原来都只是一层脆弱的、不堪一击的糖纸。糖纸之下，是冰冷的、精确的价值计算。
而我，就是那个计算结果里，可以被轻易抹去的、无足轻重的小数点。
三，二……
就在倒计时即将结束的那一刻，我看到母亲姜澜，伸出了她那只我曾无数次枕着入睡的、温暖的手。
然后，毫不犹豫地，在她的投票面板上，按下了我名字旁边的那个按钮。
当母亲的手指，以一种近乎完美的、没有丝毫颤抖的姿态，按在我名字旁边的按钮上时，时间仿佛被拉长了。
我清晰地看到她指尖的动作，那么果断，那么决绝。就像她在学术会议上，按下翻页笔的按钮一样，精准而高效。那上面，没有一丝一毫属于“母亲”这个角色的犹豫，只有属于“逻辑学教授”这个身份的、对“最优解”的绝对执行。
紧接着，哥哥许嘉宇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也按下了他面前的按钮。他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赞许，仿佛在为母亲这种摒弃情感、追求极致效率的决策而喝彩。
父亲许志宏是最后一个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极其复杂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我看到了一丝愧疚。但那丝愧疚，很快就被一种名为“理性”的自我说服所取代。他闭上眼，像是做一个艰难但“正确”的决定，也按下了按钮。
三票。
系统冰冷的声音立刻响起：投票结束。玩家“许嘉宁”，得票数三，超过团队总人数二分之一。
“淘汰”程序，启动。
我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我座位下方的地板突然裂开，一股强大的吸力传来。整个座椅，连同被锁在上面的我，开始急速下坠。
失重感包裹了我的全身。我最后看到的画面，是审判庭的圆形天花板，以及我的家人那三张恢复了平静的、理性的脸。他们正在抬头，看着我消失的地方，仿佛在确认一次实验操作是否成功。
没有呼喊，没有挽留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感波动。
那十秒钟，是我感受到的、最后的“母爱”。一份被精确计算过的、可以为了“集体利益”而被随时舍弃的爱。
黑暗吞噬了我。
下坠的过程并不长，也许只有三四秒。最后，座椅重重地落在了一个柔软的海绵垫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周围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身上的安全锁“咔哒”一声，自动解开了。
我惊魂未定地从座椅上爬下来，心脏狂跳，浑身发冷。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，但又被我强行逼了回去。哭有什么用？向谁哭？向那些把我当做“可牺牲资源”的家人吗？
我的大脑，此刻也像一台过载的计算机，陷入了混乱。一边是二十年来，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、学业上的辅导、生活上的关心……那些温暖的记忆，像潮水一样涌来。另一边，是刚才那冰冷无情的三票，是母亲那只决绝的手。
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信息，在我的脑海里疯狂地碰撞，让我几乎要精神分裂。
“这只是个游戏，嘉宁，别当真。”我听到自己用颤抖的声音安慰自己，“他们只是太投入了，这只是游戏的一部分……”
就在我试图用这个理由麻痹自己的时候，头顶上方，传来了系统的声音。但这一次，声音不再是那个冰冷的电子合成音，而是带着一丝暖意的、仿佛真人一般的女声。
恭喜你，许嘉宁。
我愣住了。恭喜我？恭喜我被家人毫不犹豫地抛弃吗？
你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“压力甄别测试”。现在，欢迎来到真正的“拉普拉斯的盒子”。
一道柔和的光线，从我面前亮起。我看到我身处一个纯白色的、极简风格的房间里。房间的一面墙，是一整块巨大的单向玻璃。透过玻璃，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楼上“审判庭”里的一切。
我的家人，我的母亲、父亲、哥哥，他们正围在一个刚刚从圆桌中央升起的、全息投影的星图前，热烈地讨论着什么。
系统提示音在他们那边响起：恭喜你们，通过牺牲一名队员，获得了最终线索。请在十五分钟内，解开“斐波那契旋臂”的坐标之谜，即可通关。
“我就知道。”哥哥许嘉宇的声音里充满了智力上的优越感，“这种时候，任何的妇人之仁，都只会导致全盘皆输。妈妈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。”
母亲姜澜推了推眼镜，平静地说：“这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，嘉宇。这是一个基于现有信息的最优概率选择。嘉宁的知识结构，对于解决天体物理相关的谜题，贡献率为零。将她‘淘汰’，可以为我们节省出宝贵的决策时间，将通关概率从72%提升到98%。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，不涉及任何情感判断。”
父亲在一旁补充道：“是的，嘉宁那孩子，就是太感性了。希望这次游戏，能让她明白，在很多关键时刻，情绪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”
我站在单向玻璃前，像一个观看戏剧的、无声的幽灵。我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都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，将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，一片片地割开，露出里面血淋淋的、荒谬的真相。
原来，在他们眼中，我不是家人，我只是一个“贡献率为零”的“负向指标”。我的存在，只是为了在不需要“理性”的时候，点缀一下他们那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的人生。而一旦到了需要抉择的“关键时刻”，我就是那个可以被毫不犹豫舍弃的、用来提升“概率”的代价。
我一直以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。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，我们之间，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、由“理性”和“人性”构成的深渊。
就在这时，我身后的墙壁上，一扇门悄无声息地滑开了。一个穿着白色制服、表情温和的中年女人，对我做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。
“许嘉宁小姐，请跟我来。您的父亲，许志宏先生，想在测试结束后，和您单独谈谈。”
我转过头，看着那个女人。我的大脑，在经历了极致的情感风暴后，反而进入了一种异常的、冰冷的平静。
我问了她一个问题，一个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的问题。
“请问，这里……还算是游戏吗？”
女人微笑着，摇了摇头。
“在这里，一切都不是游戏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