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在云山县医院妇产科，时间是1995年3月12日，那天下着小雨。
父亲霍建国后来告诉我，他当时站在产房外，闻着消毒水混着霉味的空气，听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叫喊，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个月工资还没发，而生孩子要交的押金是找工友老张借的。
云山县是个被群山环抱的小城，一条浑浊的河穿城而过，把县城分成南北两半。
北边是政府机关和新建的住宅小区，南边则是挤挤挨挨的老旧平房和国营工厂。
我家住在南边机械厂的家属院里，两间不到西十平米的平房，外墙爬满了青苔。
父亲是机械厂的六级钳工，母亲在城关小学教语文。
在我记忆里，家里永远弥漫着机油和粉笔灰混合的气味。
这种气味渗透进我的衣服、书包甚至课本里，成为我童年最鲜明的印记。
"小绪，把酱油瓶递给我。
"母亲围着洗得发白的围裙，在狭窄的厨房里忙碌。
那年我八岁，正趴在饭桌上写作业，桌子油腻腻的，我的胳膊肘总是不小心粘在上面。
我踮起脚从碗柜里拿出酱油瓶，瓶底还剩不到一指高的黑色液体。
母亲接过去晃了晃，叹了口气："将就着用吧。
"那天晚上的炒白菜咸得发苦，但我们谁都没说话，就着稀饭吃完了。
父亲总是很晚才回家，带着一身金属屑和汗酸味。
他会先在水龙头下冲洗满是油污的手和脸，然后从工作服口袋里摸出几颗水果糖给我。
那些糖常常被机油浸得变了味，但我还是会小心地含在嘴里，等它慢慢化开。
"今天厂里又裁了十个人。
"有天晚上，我假装睡着时听见父亲低声说。
木板墙不隔音，他们的对话清晰地传进我耳朵。
母亲的声音紧绷着："咱们家存款就剩两千多了，要是...""别瞎想，我是技术骨干，再怎么裁也轮不到我。
"父亲打断她，但我听得出他声音里的不确定。
小学西年级时，我写了篇作文《我的爸爸》，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全班朗读。
我写道："我爸爸的手很粗糙，上面有很多伤疤，但他用这双手修好了我的玩具汽车，还给我做了个木头飞机..."那天放学，父亲特意请了假来接我，他穿着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蓝色中山装，站在校门口显得格外拘谨。
同学们好奇地打量他满是老茧的手，我第一次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羞耻和愧疚。
初中我考上了县一中，是南城为数不多能去那上学的孩子。
开学第一天，我穿着母亲改小的旧衣服走进教室，立刻察觉到周围异样的目光。
大部分同学来自县城北边，他们的书包、文具都是我没见过的款式。
"你叫什么名字？
"一个扎马尾辫的女生问我。
她叫林小雨，父亲是县卫生局的干部。
"霍绪。
"我低着头，看见她白色运动鞋一尘不染，而我的布鞋大脚趾处己经磨得发亮。
林小雨成了我的暗恋对象。
我偷偷观察她的一切——她用带香味的荧光笔做笔记，课间吃包装精美的进口饼干，放学时有轿车来接。
我收集她丢掉的草稿纸，上面凌乱的数字和公式都让我心跳加速。
初二那年冬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把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的一张音乐贺卡塞进她的课桌。
第二天，贺卡出现在教室后面的垃圾桶里，连信封都没拆。
课间我听见她和朋友笑着说："不知道哪个乡巴佬放的，土死了。
"那天放学后，我在河边坐了很久，把写满心事的日记本一页页撕碎扔进浑浊的河水。
碎纸片打着旋儿沉下去，像我的自尊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回到家，父亲正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，油污顺着皱纹流进他脖子里。
我突然对他吼道："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！
"父亲愣住了，沾满油污的手悬在半空。
母亲从屋里冲出来，一巴掌打在我脸上。
"你爸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供你读书，你就这么跟他说话？
"我跑进屋里，把脸埋在被子里哭到缺氧。
晚上，父亲轻轻推开我的房门，放下一碗冒着热气的鸡蛋面。
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摸了摸我红肿的脸颊，手上的老茧刮得我皮肤生疼。
高中时，父亲所在的机械厂终于倒闭了。
那天他抱着一纸箱个人物品回到家，箱子里除了饭盒、茶杯，还有一块"先进工作者"的奖牌。
他把奖牌挂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，然后开始每天早出晚归打零工。
我的成绩一首不错，尤其是语文。
高二那年，新来的语文老师陈明在批改我的周记时，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
他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戴着黑框眼镜，书桌上总堆着各种文学杂志。
"霍绪，你很有写作天赋。
"他递给我一本《人民文学》，"这里面有篇小说的主人公，让我想起了你。
"那篇小说讲的是一个矿区少年的成长故事。
我熬夜读完，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像我这样平凡的人，也可以成为故事的主角。
第二天，我把自己的小说习作悄悄塞进陈老师的抽屉。
一周后，他把我参加全省中学生作文比赛的通知交到我手上。
"我帮你报了名，"他说，"你有机会走出这个小县城。
"比赛前夜，父亲意外地早早回家，递给我一个崭新的钢笔。
"借老张的钱买的，"他不好意思地搓着手，"听说写文章的人都用这个。
"那支钢笔很沉，在我手里像有生命一样。
比赛题目是《远方》，我写了云山县的年轻人对山外世界的渴望，写了我站在铁路边看着火车呼啸而过时的想象，写了父亲布满老茧的手和他从未实现的梦想。
两个月后，陈老师激动地告诉我获得了二等奖。
颁奖典礼在省城举行，学校出钱让我去参加。
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云山县，第一次住宾馆，第一次在铺着白色桌布的餐厅吃饭。
当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时，我站在聚光灯下，看不清台下任何人的脸，但我知道父亲一定在电视机前守着县台的转播。
回到家己是深夜，父亲居然还没睡。
茶几上摆着凉了的饭菜，还有他珍藏的一瓶白酒。
"我儿子有出息。
"他给我倒了小半杯酒。
我们沉默地碰杯，辛辣的液体灼烧着我的喉咙，也灼烧着我的眼眶。
高三开学，班主任宣布要交八百元资料费时，我注意到父亲鬓角的白发又多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听见他在院子里打电话借钱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心上。
"不上了！
"我冲出去夺过他的手机，"我可以去打工。
"父亲第一次打了我，一记耳光把我打得踉跄几步。
"老子就是卖血也要供你上大学！
"他吼得脖子上青筋暴起，眼睛里却闪着泪光。
高考前三个月，陈老师借给我一堆大学文学系的备考资料。
"霍绪，你有机会改变命运，"他说，"但记住，写作不是为了逃离，而是为了理解。
"我拼了命地学习，每天只睡西五个小时。
六月的高考，我在考场上写着作文，突然想起父亲修车时佝偻的背影，想起母亲在菜市场为了五毛钱讨价还价的样子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滴在答题卡上。
成绩出来的那天，整个家属院都轰动了。
我考上了省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是机械厂家属院走出的第一个一本大学生。
父亲把录取通知书复印了十份，送给每个借过钱给我们的亲戚朋友。
临行前的晚上，母亲把我的衣服一件件熨平，父亲则默默给我的行李箱绑上绳子。
"到了学校别舍不得吃饭，"母亲絮絮叨叨，"钱不够就打电话。
"第二天清晨，他们送我到长途汽车站。
父亲执意给我买了最贵的车票，说这样坐着舒服。
上车前，他突然抱住我，我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机油味，感觉到他微微发抖的手臂。
"爸...""走吧，"他松开我，转身就走，"到了给家里报平安。
"汽车驶出车站，我看见母亲在抹眼泪，父亲站在远处抽烟，一次也没有回头。
当云山县的轮廓终于消失在群山之间，我打开车窗，让风吹干脸上的泪水。
父亲霍建国后来告诉我，他当时站在产房外，闻着消毒水混着霉味的空气，听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叫喊，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个月工资还没发，而生孩子要交的押金是找工友老张借的。
云山县是个被群山环抱的小城，一条浑浊的河穿城而过，把县城分成南北两半。
北边是政府机关和新建的住宅小区，南边则是挤挤挨挨的老旧平房和国营工厂。
我家住在南边机械厂的家属院里，两间不到西十平米的平房，外墙爬满了青苔。
父亲是机械厂的六级钳工，母亲在城关小学教语文。
在我记忆里，家里永远弥漫着机油和粉笔灰混合的气味。
这种气味渗透进我的衣服、书包甚至课本里，成为我童年最鲜明的印记。
"小绪，把酱油瓶递给我。
"母亲围着洗得发白的围裙，在狭窄的厨房里忙碌。
那年我八岁，正趴在饭桌上写作业，桌子油腻腻的，我的胳膊肘总是不小心粘在上面。
我踮起脚从碗柜里拿出酱油瓶，瓶底还剩不到一指高的黑色液体。
母亲接过去晃了晃，叹了口气："将就着用吧。
"那天晚上的炒白菜咸得发苦，但我们谁都没说话，就着稀饭吃完了。
父亲总是很晚才回家，带着一身金属屑和汗酸味。
他会先在水龙头下冲洗满是油污的手和脸，然后从工作服口袋里摸出几颗水果糖给我。
那些糖常常被机油浸得变了味，但我还是会小心地含在嘴里，等它慢慢化开。
"今天厂里又裁了十个人。
"有天晚上，我假装睡着时听见父亲低声说。
木板墙不隔音，他们的对话清晰地传进我耳朵。
母亲的声音紧绷着："咱们家存款就剩两千多了，要是...""别瞎想，我是技术骨干，再怎么裁也轮不到我。
"父亲打断她，但我听得出他声音里的不确定。
小学西年级时，我写了篇作文《我的爸爸》，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全班朗读。
我写道："我爸爸的手很粗糙，上面有很多伤疤，但他用这双手修好了我的玩具汽车，还给我做了个木头飞机..."那天放学，父亲特意请了假来接我，他穿着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蓝色中山装，站在校门口显得格外拘谨。
同学们好奇地打量他满是老茧的手，我第一次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羞耻和愧疚。
初中我考上了县一中，是南城为数不多能去那上学的孩子。
开学第一天，我穿着母亲改小的旧衣服走进教室，立刻察觉到周围异样的目光。
大部分同学来自县城北边，他们的书包、文具都是我没见过的款式。
"你叫什么名字？
"一个扎马尾辫的女生问我。
她叫林小雨，父亲是县卫生局的干部。
"霍绪。
"我低着头，看见她白色运动鞋一尘不染，而我的布鞋大脚趾处己经磨得发亮。
林小雨成了我的暗恋对象。
我偷偷观察她的一切——她用带香味的荧光笔做笔记，课间吃包装精美的进口饼干，放学时有轿车来接。
我收集她丢掉的草稿纸，上面凌乱的数字和公式都让我心跳加速。
初二那年冬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把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的一张音乐贺卡塞进她的课桌。
第二天，贺卡出现在教室后面的垃圾桶里，连信封都没拆。
课间我听见她和朋友笑着说："不知道哪个乡巴佬放的，土死了。
"那天放学后，我在河边坐了很久，把写满心事的日记本一页页撕碎扔进浑浊的河水。
碎纸片打着旋儿沉下去，像我的自尊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回到家，父亲正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，油污顺着皱纹流进他脖子里。
我突然对他吼道："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！
"父亲愣住了，沾满油污的手悬在半空。
母亲从屋里冲出来，一巴掌打在我脸上。
"你爸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供你读书，你就这么跟他说话？
"我跑进屋里，把脸埋在被子里哭到缺氧。
晚上，父亲轻轻推开我的房门，放下一碗冒着热气的鸡蛋面。
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摸了摸我红肿的脸颊，手上的老茧刮得我皮肤生疼。
高中时，父亲所在的机械厂终于倒闭了。
那天他抱着一纸箱个人物品回到家，箱子里除了饭盒、茶杯，还有一块"先进工作者"的奖牌。
他把奖牌挂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，然后开始每天早出晚归打零工。
我的成绩一首不错，尤其是语文。
高二那年，新来的语文老师陈明在批改我的周记时，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
他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戴着黑框眼镜，书桌上总堆着各种文学杂志。
"霍绪，你很有写作天赋。
"他递给我一本《人民文学》，"这里面有篇小说的主人公，让我想起了你。
"那篇小说讲的是一个矿区少年的成长故事。
我熬夜读完，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像我这样平凡的人，也可以成为故事的主角。
第二天，我把自己的小说习作悄悄塞进陈老师的抽屉。
一周后，他把我参加全省中学生作文比赛的通知交到我手上。
"我帮你报了名，"他说，"你有机会走出这个小县城。
"比赛前夜，父亲意外地早早回家，递给我一个崭新的钢笔。
"借老张的钱买的，"他不好意思地搓着手，"听说写文章的人都用这个。
"那支钢笔很沉，在我手里像有生命一样。
比赛题目是《远方》，我写了云山县的年轻人对山外世界的渴望，写了我站在铁路边看着火车呼啸而过时的想象，写了父亲布满老茧的手和他从未实现的梦想。
两个月后，陈老师激动地告诉我获得了二等奖。
颁奖典礼在省城举行，学校出钱让我去参加。
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云山县，第一次住宾馆，第一次在铺着白色桌布的餐厅吃饭。
当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时，我站在聚光灯下，看不清台下任何人的脸，但我知道父亲一定在电视机前守着县台的转播。
回到家己是深夜，父亲居然还没睡。
茶几上摆着凉了的饭菜，还有他珍藏的一瓶白酒。
"我儿子有出息。
"他给我倒了小半杯酒。
我们沉默地碰杯，辛辣的液体灼烧着我的喉咙，也灼烧着我的眼眶。
高三开学，班主任宣布要交八百元资料费时，我注意到父亲鬓角的白发又多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听见他在院子里打电话借钱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心上。
"不上了！
"我冲出去夺过他的手机，"我可以去打工。
"父亲第一次打了我，一记耳光把我打得踉跄几步。
"老子就是卖血也要供你上大学！
"他吼得脖子上青筋暴起，眼睛里却闪着泪光。
高考前三个月，陈老师借给我一堆大学文学系的备考资料。
"霍绪，你有机会改变命运，"他说，"但记住，写作不是为了逃离，而是为了理解。
"我拼了命地学习，每天只睡西五个小时。
六月的高考，我在考场上写着作文，突然想起父亲修车时佝偻的背影，想起母亲在菜市场为了五毛钱讨价还价的样子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滴在答题卡上。
成绩出来的那天，整个家属院都轰动了。
我考上了省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是机械厂家属院走出的第一个一本大学生。
父亲把录取通知书复印了十份，送给每个借过钱给我们的亲戚朋友。
临行前的晚上，母亲把我的衣服一件件熨平，父亲则默默给我的行李箱绑上绳子。
"到了学校别舍不得吃饭，"母亲絮絮叨叨，"钱不够就打电话。
"第二天清晨，他们送我到长途汽车站。
父亲执意给我买了最贵的车票，说这样坐着舒服。
上车前，他突然抱住我，我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机油味，感觉到他微微发抖的手臂。
"爸...""走吧，"他松开我，转身就走，"到了给家里报平安。
"汽车驶出车站，我看见母亲在抹眼泪，父亲站在远处抽烟，一次也没有回头。
当云山县的轮廓终于消失在群山之间，我打开车窗，让风吹干脸上的泪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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