**1.**
记忆的根，就扎在那道高高的木头门槛里。
那门槛可真高啊，对刚学会跑稳当没两年的我来说，每次进出，都得手脚并用。先抬起一条短腿，费力地跨过去，小手紧紧扒住门框上被岁月磨得溜光的木头棱子，身子再跟着使劲一扭，最后才能把另一条腿拽过来。要是冬天穿得厚实，像个圆滚滚的棉花包，那进出一次，简直就跟翻山越岭一样累得呼哧带喘。爷爷总爱坐在堂屋正中的那把磨得发亮的太师椅上，端着个搪瓷缸子，看我笨拙地跟门槛较劲。他那张平时在大队部里总是板着的脸，这时候就会舒展开，眼角堆起深深的褶子，从喉咙里滚出一串低沉的笑：“小崽子，又翻你那‘火焰山’哩？”
门槛里面，就是我的整个天地，是那个被土墙和瓦片围起来，充满了各种奇怪又亲切味道的“家”。这味道，复杂得很。最冲鼻子的，是灶房里常年不散的柴火烟气，混着锅底上结的厚厚一层油垢味儿。烧的是麦秸、玉米秆，有时候是晒干的树叶树枝，噼啪作响时，那烟味就带着一股焦糊的草木香，钻进鼻孔里，痒痒的。紧跟着钻进鼻子里的，是炕洞里闷着的土腥气。那土炕，冬天烧得滚烫，躺上去烙得屁股疼，夏天又返着一股凉丝丝的潮气。挨着炕沿的大水缸，总散发着一股清冽的、带着铁锈味儿的凉气。墙角那排半人高的粗陶腌菜缸，更是味道的“大户”。酸菜缸里是冲鼻的乳酸发酵味儿，咸菜缸是齁咸的酱香，还有一种专门腌萝卜疙瘩的缸，那味道，又酸又咸还带着点说不清的辛辣，每次掀开盖子，都能把人呛一跟头。就是这些乱七八糟、混在一起的味道，像一张看不见的网，牢牢地罩住了老屋的每一个角落，也深深地烙进了我的骨头缝里。后来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一闻到类似的气息，魂儿就像被勾走了似的，一下子就能拽回这道高高的门槛前。
堂屋正中间，挂着一张印着红太阳和工农兵的画，纸都发黄卷边了。画下面，是一张刷着暗红色油漆的八仙桌，桌面坑坑洼洼，油腻腻的，永远擦不干净。桌子两旁，是两把和爷爷坐的那把差不多的太师椅，扶手都被磨得露出了木头原色。这是爷爷的“宝座”，除了他，只有来客人的时候，别人才能沾沾边。平时，我们小孩子是决计不敢往上爬的。再往边上，就是几条长板凳，高矮不一，有的腿脚还不太稳当，坐上去吱呀作响。靠墙立着一个掉了漆的木头柜子，柜门上的铜合页生了绿锈。我知道那里面锁着好东西——爷爷的点心匣子！花花绿绿的纸盒子，里面装着硬邦邦的饼干，或者裹着一层白霜的柿饼。每次爷爷打开柜门，那“吱扭”一声响，比啥都提神，我立马就像小狗闻到肉骨头，蹭地就蹿到他腿边，眼巴巴地瞅着。爷爷心情好的时候，会掰一小块塞进我嘴里，那香甜味儿能在舌头上转悠半天。
**2.**
老屋是个“匚”字形的大院子。正北面是三间堂屋，我们住东头那间，爷爷住中间，西头那间空着，堆些杂物。东厢房住着二叔二婶一家。西厢房住的是三叔三婶。南边靠院墙，是两间矮趴趴的小屋，一间是灶房，另一间住着还没出嫁的小姑。
院子里，永远热闹得像开了锅的粥。
大清早，天还灰蒙蒙的，鸡窝那边就炸开了锅。“咯咯哒——咯咯哒！”下蛋母鸡的邀功声能掀翻屋顶。紧接着，就是二婶那尖利的嗓子：“吵吵啥！显着你了？还不快滚出去刨食！”伴随着“吱呀”一声，鸡窝门被粗暴地拉开，一群芦花鸡、黄毛鸡扑棱着翅膀，争先恐后地冲出来，在院子里撒欢，啄食着地上昨夜掉落的饭粒或草籽。猪圈在西墙角，离得老远就能闻到那股子浓烈的、热烘烘的臊臭味。那头黑毛大肥猪，是全家人的指望。它哼唧着，用湿漉漉的鼻子拱着石头槽子，等着三婶把一桶冒着热气的、黏糊糊的猪食“哗啦”倒进去。猪立刻把整个大脑袋埋进去，发出满足的吧唧声。
“柱子！死哪去了？还不快把尿盆倒了！” 母亲的声音从我们屋里传来，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和不耐烦。我揉着眼睛，趿拉着露脚趾头的布鞋跑出去。堂屋门口的石阶旁，放着个黑黢黢的瓦盆，里面是黄澄澄的液体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氨水味儿。我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端起来，快步走到院墙根专门倒脏水的地方，一股脑泼下去。褐色的泥土贪婪地吸吮着，留下一片深色的印记。
“吱扭——” 西厢房的门开了，三婶端着个搪瓷盆出来，盆里是几件要洗的衣裳。她头发有点蓬乱，挽着袖子，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。“二嫂，早啊！”她声音洪亮地跟正在喂鸡的二婶打招呼，“今儿这天儿，看着可透亮，洗了衣裳准能干得快！”
“透亮顶啥用？风跟刀子似的！”二婶撇撇嘴，把手里最后一把谷子撒出去，拍拍衣襟上的灰，“这死鸡，光吃不长膘！赶明儿都炖了算了！”她这话是说给鸡听的，也像是说给自己听的，带着一股子对生活精打细算的怨气。
正说着，小姑也揉着眼睛从南边小屋出来了。她比我大不了几岁，扎着两根细细的黄毛辫子，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。“娘，早上吃啥？”她迷迷糊糊地问三婶。
“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！棒子面糊糊，咸菜疙瘩！”三婶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，把盆往院里的石台上一放，转身去井台边打水。井轱辘发出“吱呀呀”沉重又悠长的呻吟，清冽的井水被提上来，哗啦啦倒进盆里，溅起一片冰凉的水花。
**3.**
爷爷是这院子的“天”。
他个子很高，背总是挺得笔直，像村口那棵老榆树。他有一双浓密的眉毛，眉骨很高，眼睛不大，但看人的时候，眼神像能穿透皮肉看到骨头缝里，让人心里发怵。他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、但永远扣得一丝不苟的蓝布中山装，左边胸前的口袋里，永远别着一支黑色的钢笔，笔帽上的金属夹子亮闪闪的。在家里，他话不多，大多数时候就坐在那把太师椅上，端着那个印着红双喜字的搪瓷缸子，里面泡着浓得发黑的茶末子，一口一口地呷着。缸子外面也积了一层厚厚的茶垢。
但我知道，爷爷最金贵的东西，不在口袋里，而是挂在他裤腰带上。那是一根磨得油亮的牛皮绳，下面拴着一个小布包。布包里，装着一个用红布裹了好几层的木头疙瘩——我们大队的公章！那方小小的木头疙瘩，在爷爷手里，就是“圣旨”。谁家要开介绍信出去办事、谁家要登记结婚、谁家孩子要上学报名、队里分东西盖戳……都得找爷爷，找这方印。
有时候，大队部那边有事，爷爷就会在家里的堂屋“办公”。这时候，家里的气氛就不一样了。门槛里外的人影就多了起来。
“张书记！张书记在家不？” 一个粗嘎的声音在院门外响起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。是村西头的赵老蔫。他佝偻着背，搓着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，一脸愁苦地站在门口，不敢进来。
爷爷在屋里应了一声：“进来吧，老蔫。”
赵老蔫这才踮着脚尖，像怕踩死蚂蚁似的挪进来，站在堂屋门口，离爷爷还有好几步远。“张书记，您看……俺家那口子，病又重了……上次跟队上借的那二十斤救济粮……能不能……能不能再宽限些日子？眼瞅着要春耕了，俺就是砸锅卖铁，等收了麦子也一准还上！” 他声音越说越低，头也越垂越低。
爷爷放下茶缸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。他没马上说话，只是拿起桌上一个黄铜的旱烟袋锅，慢条斯理地往里塞着烟丝。屋里静得只能听到烟丝被按实的声音和赵老蔫粗重的呼吸声。
“老蔫啊，”爷爷终于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砸在地上，“队里的规矩，你懂。救济粮是救急的，不是救济懒汉的。你家劳力是少，可开春让你去修水渠，你嫌工分低，挑三拣四不去。现在……”
“张书记！俺错咧！俺糊涂！”赵老蔫急得差点跪下，“俺去！俺明儿一早就去！求您再宽限俩月！就俩月！等麦子下来……”
爷爷“吧嗒吧嗒”抽了几口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显得更加严肃。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长长吐出一口烟：“行吧。看在你家婆娘病着的份上。麦收后，一粒都不能少。记工分的老王那儿，我会打招呼。记住，这是最后一次。”
“哎！哎！谢谢张书记！谢谢您！”赵老蔫如蒙大赦，连连鞠躬，倒退着出了堂屋门，差点被那高门槛绊倒。
我躲在里屋的门帘后面，大气不敢出。爷爷那眼神，那语气，让我觉得他比庙里的神仙还厉害。那方小小的红布包，好像能把人的魂儿都吸进去。
**4.**
爷爷的威严像山，但父亲回来的时候，这座山好像就变得柔和了。
父亲在县城里的农机厂上班，一个月才能回来一趟。每次他骑着那辆擦得锃亮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，出现在村口那条黄土路上时，就是我们家，甚至整个小院最欢腾的时刻。
“爸！爸回来啦！”我总是第一个尖叫着冲出去，像颗小炮弹似的撞进他怀里。他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，不是泥土味，也不是柴火味，是一种冷冰冰、带着点铁锈和机油的味道，有点呛鼻子，但我特别喜欢闻。这味道，跟村里所有人都不一样，它代表着“外面”，代表着“城里”，代表着“好东西”。
父亲会大笑着把我举起来，转个圈，然后用胡子拉碴的下巴蹭我的脸，扎得我嗷嗷叫。他拍拍帆布包：“猜猜，这回带了啥？”
帆布包简直是百宝箱！有时是几块用油纸包着的、硬邦邦却甜得要命的动物饼干，上面印着小鸡小鸭的图案；有时是几颗裹着漂亮玻璃纸的水果糖，红的绿的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；有一次，他竟然带回来一个铁皮的小汽车！虽然漆都掉了不少，轮子转起来也不太灵活，但这可是稀罕物！整个村子的小孩都没见过！我抱着小汽车，在院子里疯跑，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看见，那股得意劲儿，比当了大官还神气。
父亲带来的，不仅仅是这些稀罕的吃食玩意儿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。他会讲厂里高大的厂房，轰隆作响的机器，讲城里马路上的汽车（比拖拉机快多了！），讲百货商店玻璃柜台里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。虽然他的话不多，但每次回来，那身洗得发白但依然看得出是“工作服”的蓝色工装，那沉稳的谈吐，还有口袋里偶尔露出的、印着厂名的香烟盒，都无声地昭示着一种身份——他是“工人”，是吃“商品粮”的人。这在靠天吃饭、土里刨食的村里，是顶顶让人羡慕的。连带着，母亲在妯娌间说话，腰杆似乎都挺得更直一些。二婶三婶看父亲的眼神，也多了几分热络和客气。
“城里又涨工资了？”饭桌上，爷爷难得地多问了几句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注。他给父亲倒了一小盅散装的地瓜烧。
“嗯，涨了几块钱。”父亲点点头，抿了一口酒，“厂里活儿多，拖拉机零件供不应求。”
“好，好。”爷爷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，“好好干，端稳了公家的饭碗。” 这话像是对父亲的叮嘱，又像是对我们这些围着桌子、眼巴巴等着分糖吃的孩子们的训诫。
灯光昏黄（为了省电，灯泡瓦数很小），一家人围坐在油腻腻的八仙桌旁。桌上大多是咸菜、大酱、自家腌的萝卜条，主食是金黄的玉米面窝头或者掺着红薯干的稀饭。只有父亲回来，母亲才会舍得从腌肉的大缸里，小心翼翼地切下薄薄的几片肥肉，炒个白菜，那点油星和肉味，就是无上的美味了。父亲会把肥肉片夹给爷爷，把瘦肉丝挑出来，分给我和小姑。油灯的光晕，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投在斑驳的土墙上，晃动着，交织着。碗筷碰撞的声音，吸溜稀饭的声音，还有父亲低沉的讲述，汇成一片模糊而温暖的背景音。这一刻，门槛里的小世界，仿佛被父亲带回来的那股铁屑味和城里的风，吹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，透进一丝遥远的光亮。我嚼着难得的肉丝，听着那些关于机器和城市的新奇故事，心里模模糊糊地想，长大了，我也要去那个有机油味儿的地方。
**5.**
老屋的门槛，是我看世界的窗口，也是我“探险”的起点和界限。
院子里的一切，都是我的王国。我喜欢蹲在鸡窝边，看母鸡用爪子灵巧地扒拉着土，寻找小虫，或者傻乎乎地追着公鸡跑。我喜欢扒在猪圈矮墙上，看那头大黑猪在泥水里快活地打滚，哼哼唧唧，它那对小眼睛看过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好像在对我笑。下雨天，屋檐下挂起一串串水帘子，我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门槛里面，伸出小手去接那冰凉的水滴，或者看着雨水在院子里砸出一个个小水泡，噼啪作响。
最吸引我的，是爷爷偶尔留在堂屋桌上的东西。有一次，他走得急，一本厚厚的、硬壳的笔记本忘了收起来。那本子封皮是深红色的，上面印着金色的字。我像被磁石吸住了，蹑手蹑脚地蹭过去。那本子真重啊，我费了好大劲才掀开。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好多字我都不认识。但吸引我的是那些夹在里面的纸片——有的印着表格，盖着红色的圆章（跟爷爷那宝贝疙瘩很像！）；有的纸是粉红色的，上面也印着字；还有一张，上面印着个戴帽子的人头像，下面是一排排的数字。我伸出小脏手，好奇地想去摸摸那个红色的圆章印子。
“干啥呢！”
一声低喝像炸雷一样在身后响起。我吓得浑身一哆嗦，那本子“啪嗒”一声掉在地上，粉红色的纸片撒了出来。
爷爷不知何时回来了，高大的身影堵在门口，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的天。他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抄起地上的本子和散落的纸片，眼神锐利得像刀子一样剜了我一眼。那眼神，比看赵老蔫时还冷，还吓人。我像被冻住了，僵在原地，小脸煞白，连哭都忘了。
“这是你能碰的？！” 爷爷的声音不高，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，“这是队里的账本！弄坏了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！滚外边玩去！” 他小心地把那些纸片抚平，重新夹好，把本子紧紧攥在手里，仿佛那是什么稀世珍宝。
我像只受惊的兔子，连滚带爬地翻过那道高高的门槛，冲进院子里。心还在咚咚咚地狂跳，委屈和害怕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不就是几张破纸嘛！我瘪着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院角的鸡还在悠闲地刨食，那头猪还在泥里哼哼，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，可我心里却冰凉一片。那道平时被我嫌弃太高的门槛，此刻仿佛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，里面是爷爷那些神秘而威严的世界，外面是属于鸡鸭猪狗和我的、可以撒野却似乎不那么重要的天地。
我赌气地跑到院墙根，捡起一根小树枝，使劲地戳着地上的蚂蚁窝，把刚才的委屈都发泄在那些可怜的小虫子上。戳着戳着，一阵熟悉的香味飘了过来。是灶房！母亲在用猪油渣炒咸菜！那霸道的香味瞬间冲散了我的委屈。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。我扔下树枝，拍拍屁股上的土，又忘了刚才的害怕，像只闻着腥味的小猫，踮着脚，悄悄地朝飘着香味的灶房门口挪去。门槛？先吃饱了再说！
**6.**
夕阳像个巨大的咸蛋黄，软软地挂在西边光秃秃的树梢上，把老屋土黄色的院墙染上一层温暖的金橘色。炊烟又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笔直地升起来，在微凉的晚风里，扭着细细的腰肢，慢慢散开，和暮色混在一起。
院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三叔扛着锄头回来了，裤腿卷到膝盖，上面沾满了泥点子。二叔也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进了院，车后架上捆着一小捆捡来的干柴禾。下地干活的大人们像归巢的鸟，陆陆续续都回来了。院子里顿时充满了脚步声、放农具的哐当声、拍打身上尘土的噗噗声，还有互相打着招呼的、带着疲惫的乡音。
“今儿那地头的草，长得可真邪乎，锄了这头，那头又冒出来了！”
“可不是嘛，累得俺这老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收工的时候，老王头还说，看这天象，怕是要变天呢。”
“变天？可别！刚晒上的红薯干……”
母亲和婶婶们早就忙活开了。灶房里传来风箱“呼哒呼哒”有节奏的喘息声，火苗舔着锅底，映得人影在墙上跳动。大铁锅里熬着玉米糊糊，“咕嘟咕嘟”地翻滚着气泡，散发出粮食最朴实的香气。咸菜疙瘩被切成细丝，用一点点珍贵的香油拌了，装在粗瓷碗里。或许还有一小碟淋了酱油的嫩豆腐，那是难得的奢侈。
我正和小姑在院角，用碎瓦片和泥巴过家家，捏出歪歪扭扭的小碗小锅。三叔家的小堂弟跑过来捣乱，一脚踩塌了我们刚搭好的“灶台”，气得小姑直跺脚。我正要揪他耳朵，母亲的声音从灶房门口传来：“柱子！别玩了！洗手吃饭！”
堂屋里点起了那盏小小的煤油灯。火苗如豆，在玻璃灯罩里跳跃着，努力驱散着四周浓稠的黑暗，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。一家人——爷爷、父亲（如果在家）、母亲、二叔二婶、三叔三婶、小姑、我，还有堂弟堂妹们——围着那张八仙桌。长条板凳不够坐，小的孩子就端个小板凳坐在大人腿边，或者干脆站着。桌上摆着几个大海碗：黄澄澄的玉米糊糊，黑乎乎的咸菜丝，一碟大酱，几根洗干净的葱白或萝卜缨子蘸酱吃。主食是杂粮窝头，粗糙得拉嗓子，但顶饿。
没有人说话，只有一片稀里呼噜喝糊糊、啃窝头的声音。偶尔有筷子碰到碗边的轻响。饥饿是最强大的命令，填饱肚子是此刻唯一的正事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一张张被日头晒得黝黑、被生计刻下皱纹的脸庞，都显得模糊而疲惫。爷爷坐在主位，默默地吃着，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墙上，巨大而沉默。父亲也沉默着，他吃饭的速度不快，动作带着一种区别于农人的、属于工人的斯文。母亲不时给我和小姑夹点咸菜，低声呵斥着不好好吃饭的堂弟。
吃完饭，碗筷撤下。男人们有时会就着咸菜，喝上一小盅廉价的地瓜烧，低声议论几句地里的庄稼、队里的活计。女人们开始收拾碗筷，哗啦啦的洗碗声在灶房里响起。孩子们被赶去洗脸洗脚。昏黄的灯光下，屋子里弥漫着食物残存的气息、劣质烟草的味道和一天劳作后的汗味儿。没有电视，没有广播（除非大队部的高音喇叭晚上响），夜晚的时光显得格外漫长而安静。困意像温热的潮水，渐渐淹没了我。我靠在母亲身边，眼皮越来越沉。窗外，是沉沉的、无边的黑夜，只有几颗寒星在遥远的天幕上闪烁。偶尔传来几声狗吠，更显得村子寂静。
门槛里面，这方小小的、被油灯照亮的天地，隔绝了外面的寒冷和黑暗，像一个温暖的茧。我知道，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鸡还会叫，猪还会哼，二婶还会骂鸡，三婶还会去打水，爷爷还会别着他的钢笔，挂着那个红布包，走向大队部……而我，又会开始新一天的翻越门槛、追逐鸡鸭、偷看爷爷那些神秘纸片的“探险”。日子，就像院子里那盘沉重的石磨，一圈又一圈，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，磨着粗糙的粮食，也磨着人们脸上的皱纹和心里的盼头。
母亲粗糙而温暖的手拍着我的背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摇篮曲。我在那混合着柴火、咸菜和汗味的、无比熟悉的气息里，在油灯摇曳的、昏昏欲睡的光影里，沉入了黑甜的梦乡。门槛外的世界沉睡着，而门槛里，鼾声渐渐响起，此起彼伏。老屋像一个巨大的生命体，在夜色里均匀地呼吸着。明天，太阳还会从东边那道矮矮的土坡后面爬上来，把第一缕光，照在这道高高的、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发亮的木头门槛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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